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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-10-13 13:51
三联生活周刊：一代报人邓季惺-被湮没的传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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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sina.com.cn 2006年07月20日11:00 三联生活周刊
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，“邓季惺”是个十分陌生的名字，作为曾经的一代著名报人，她的这一身份在今天或许远不及“吴敬琏的母亲”更具传播力。原本是执业律师的邓季惺，当年把本来只有10人不到的小报改组为一个经营管理制度严整有序的股份公司，使《新民报》成为解放前名噪一时的民营报纸。
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教授吴敬瑜，是邓季惺的二女儿，她眼中的母亲故事，正折射了那一代知识阶层的作为和历史图景。作为那个时代的“新女性”，邓季惺对妇女运动、对“法治”社会以及新闻自由的种种探索与努力，虽然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显得那么孱弱，但却散发出一种穿过历史尘烟的力量。
口述◎吴敬瑜 记者◎李菁
我的父亲、母亲
母亲邓季惺1907年出生于四川，原名邓友兰。她的祖父邓徽绩1891年到日本买了一个新的洋火厂到中国，建立了四川第一家近代工厂——“森昌泰”火柴厂，这个洋火厂最终还是被外国真正的“洋火”挤垮了。她的父亲邓孝然曾创办过煤矿开采、织布、造纸等实业，也当过成都中国银行行长，现在看，邓家算是中国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。
我的外祖母吴婉也是一非凡女子。她幼年在家跟着哥哥读书，后来肄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，并曾在重庆创办了一所女子学堂。但是婚后一连生育了9个孩子，也就不可能再出去工作，为此她一生都对丈夫心存怨气。我还记得看过外婆用蝇头小楷写的一篇《不平则鸣》的文章，但当时年纪小不清楚“不平”的具体内容。
本来外公并不主张女儿去外面的学校上学，只要母亲念私塾。但在14岁那年，趁外公出川，外婆自作主张，让母亲投考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。母亲的性格很大程度上受外婆影响，刚强，理性，做事果断。
母亲在重庆二女师读书时，卢作孚、恽代英、张闻天、萧楚女都曾任过教。我后来还听也在二女师读书的一个姑姑告诉我，当年学校要解聘萧楚女时，学生们还闹风潮以示抗议。杨尚昆夫人李伯钊也是母亲的同班同学，虽然五四运动时母亲只有12岁，但那时宣扬的民主、科学等价值观影响了她一生。
受新思潮影响，母亲18岁和同学吴淑英去上海求学，在那里，认识了吴淑英的弟弟、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吴竹似，1925年，他俩结了婚，而母亲也因生育中断了她在上海的学业。那时我的父亲吴竹似在南京中央通讯社做记者。后来，父亲受聘于四川一家报馆担任主笔。1929年他们又南下到南京，父亲和几位朋友，其中包括后来成为我继父的陈铭德，创办了《新民报》。
不幸的是，《新民报》创办的第二年，父亲得了肺结核，他曾到杭州养病，但效果不明显。抱着一线希望，母亲陪着父亲，带着我们3个孩子，一起到北京养病。这期间，母亲在北平朝阳大学(注:创办于1912年的朝阳大学在当时被誉为“中国最优秀之法律院校”，有“南有东吴，北有朝阳”之说。1949年由人民政府接管，在原址建立了中国政法大学)上学，在她看来，那时整个中国社会充斥了“人治”而最缺“法治”，因而选择了法律为专业。
1931年7月，生父在北京去世，因为去世早，我对他几乎没任何记忆。只记得刚解放时，我们和母亲去北京西山为他扫墓，很大的墓碑上写着：“江苏武进人氏”——我的生父原名吴卓士，据说是因为爱慕母亲，为了和母亲的原名“友兰”相对，他改名“竹似”。
那一年母亲只有24岁，姐姐敬瑗5岁，我3岁，小弟敬琏只有1岁半。小弟自小体弱多病，取名“长明”——可能有取其谐音“长命”的意思。出殡那天，按照旧习，子女们应该披麻戴孝在出殡的路上一步一磕头。可是母亲没有因循这个规矩，她说:“死者已矣，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。长明年幼体多病，这样做肯定要把他弄出病来。”在那个年代，母亲已显示出她非同一般的勇气和理性。
新报纸的诞生与陈邓联盟
生父吴竹似在中央通讯社做记者时，有两位志趣相投的好朋友陈铭德、刘正华。他们3人在一起经常抱怨在官方通讯社里，事事受束缚，与他们所幻想的新闻自由相距甚远，因此萌发了要办一份民间报纸的意愿。经一番筹备，1929年9月9日，浸透着这3个年轻新闻工作者心血的报纸诞生了，起名《新民报》，含有继承和发扬同盟会时代的《民报》精神的意思。
陈铭德是四川长寿县人。他幼年丧父，家境贫寒，靠父亲死时东家给的一点抚恤金，和哥哥辍学打工挣的钱，读了书，考入北京政法大学，同时在北京《国民日报》兼做编辑。
《新民报》创办时，得到四川军阀刘湘的资助——他先是给陈铭德2000元开办费，后来每月给《新民报》500元津贴。有了这笔经费，《新民报》在南京开始最初的启动。陈铭德任社长，父亲与刘正华业余兼任编辑，从社长到送报员，一共才十几个人。报纸起初仅发行2000份，而且其中很多还是赠送的，每月广告收入不足200元，名副其实的“惨淡经营”。但陈铭德并不沮丧，他待人宽厚、礼贤下士，能容人，后来被人称为“刘备”。
1931年生父去世后，作为生前好友，陈铭德多次来探望母亲和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。1933年1月，母亲与陈铭德在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礼堂举行了结婚典礼。这个婚礼很特别:来宾们得到了一份新郎新娘联合署名的协议。协议写明，母亲不随夫姓;我们3个孩子仍姓吴;两人婚后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，双方共同负担家庭生活费用。他们把订立的协议印在粉红色卡片上，以强化这份协议的严肃性。
很多人都猜测这份协议应该是学法律的母亲提议的，也视之为母亲对妇女权利最早的觉醒。解放后一次周恩来跟另一些记者谈论郭沫若与安娜时，还援引母亲的婚事打趣说，财产在谁手里，谁就有地位。朋友们了解母亲的脾气，都称呼她为“邓先生”而非“陈太太”。朋友的孩子们都称她“邓”而不称“陈伯母”。直到老年，母亲对“陈伯母”这个称呼才不再介意了。对他俩的联姻，新闻界也传为佳话，戏称为：“刘备得到了个女诸葛亮。”
1933年夏，母亲在朝阳大学毕业后，回南京经过公务员考试入司法行政部任科员。但她不喜欢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，开始热衷妇女运动，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、曹孟君、谭惕吾、王枫等人，成立了“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”，别出心裁地做“女权运动”实验，学开车、练打靶，开风气之先。她觉得妇女要解放，必须解决后顾之忧。为此，她们创办了“南京第一托儿所”，母亲担任所长，负责具体事务。后来，抗战初期，她在较少受到空袭的重庆南岸，又办了一个“七七托儿所”。直到报社业务发展，她实在无法兼顾，才停办了。
在办托儿所的同时，她开始做执业律师。那时母亲经常免费替被虐待或遗弃的妇女打官司，业余时间，她还在《新民报》上开辟《新妇女》周刊，担任主要撰稿人，并主持《法律问答》专栏。
继父很早就邀请母亲加入《新民报》。但母亲担心会被人看成是丈夫的附庸，直到1937年，她靠自己的努力成为被社会认可的妇女活动家后，才正式加盟《新民报》，主要掌管经营管理和财务。
《新民报》之前是文人办报，一开始一切因陋就简，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。母亲一上任，就建立起严格的财务制度和管理体系，使报社经营达到收支平衡、自给自足。母亲的精明能干也传诵一时，当时有这样一种夸张的说法:邓季惺精明到报馆里用了几根大头针她都有数。
1937年7月1日，报社集资5万元成立了“新民报股份公司”，陈铭德由社长改称总经理，母亲任经理。入股董事有国民党各派系的人，也有四川一些民族资产企业的代表人物，这是中国报业史上第一个近于现代化的报业集团。后来弟弟以提倡市场经济闻名，有人开玩笑说，母亲是他第一个老师。
鼎盛
30年代中国处于国难深重的关头，《新民报》的言论方针反映了广大人民渴望停止内战，抵抗日本侵略的愿望，所以销路迅速增长，广告收入也不断增加。有了比较雄厚的财力，加以陈铭德能网罗人才，礼贤下士，再加以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的人才集中到了战时的陪都重庆，不断有编写高手参加到它的采编队伍中来，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编辑风格。
《新民报》鼎盛时，有“三张一赵”四大台柱——张友鸾、张慧剑、张恨水与赵超构。主持副刊的张慧剑古典文学底子好，解放后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校注《水浒传》和《聊斋志异》等。赵超构在1944年参加“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”访问延安时，采访过毛泽东并写了《延安一月》在《新民报》上发表，为此毛泽东一直记着他。1957年反右开始时毛主席请他吃饭，当面点拨，这也使他免于成为“右派”。
《新民报》还有一个著名女记者是采访部主任浦熙修，新闻界人称“浦二姐”。解放后虽然她离开了《新民报》，参加了《文汇报》，母亲和继父一直和她保持友好的来往。后来，浦熙修被打成右派，晚年又患了癌症，孤苦伶仃，那时母亲的境遇也不好，但还是非常关心她的病情，甚至去医院为她挂号，接她看病。
当年就在《新民报》刚刚成立股份公司后不久，战争把一切秩序打乱了。1937年“8·13”淞沪战事开始后两天，母亲带着我们3个孩子搭乘民生公司轮船溯江而上，把我们托付给重庆的外婆，她又匆匆赶回还在南京的报社。11月，南京失陷前，报社的设备和人员才上了开往重庆的最后一班船。母亲后来说，当时报社全部资金只剩下200元，一路上职工伙食和零用，还是她自己掏私人腰包垫出来的。
1938年1月15日，《新民报》重庆版创刊，距南京休刊只有49天。能以如此的高效率出版，在内迁报纸中也是首屈一指。
抗战时期也是《新民报》的鼎盛期。重庆时期先后在《新民报》担任过的主笔或副刊主编的作家有，夏衍、凤子、吴祖光、谢冰莹、黄苗子、郁风、陈白尘、聂绀弩等。为报纸撰过稿的作者群，则更是几乎把文化界人士都网罗进来，郭沫若、田汉、阳翰笙、徐悲鸿、于右任、章士钊、吴宓、陈寅恪等。
陈铭德对报纸编辑和言论一般不加干涉，他一向认为，报纸的兴盛发展，是通过积聚人才来实现的。对他来说，这份报纸就是他自己经营的一个小产业，遇到问题时，他更多通过个人关系去解决，我记得自己十几岁时，还曾经被他带着出去拜望一些能对报纸的生存给以援手的达官贵人。母亲则正相反，她更多靠规章制度解决问题——后来弟弟常说，母亲比父亲更“现代化”，虽然她说话慢条斯理，但有一种不怒自威，与客气谦卑的继父形成强烈对比。
如果说以前的《新民报》是“超党派”立场，1942年以后，则采取“中间偏左”。因为它宣传坚持抗战，反对摩擦，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反映普通百姓的疾苦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1943年春，母亲受邀请去成都看花展时，犯胆病住院，住院期间她又萌生了在成都筹办《新民报》的想法。没多久，成都《新民报》也创刊。
1945年9月，日本投降刚一个月，母亲就由重庆迅速飞回南京，准备“南京版”的复刊。此后，又在上海、北京两个城市筹备。那时候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要8小时，小时候我经常跟着她坐夜车，睡一晚后第二天到达另一个城市开始办公。至此，《新民报》在南京、重庆、成都、上海和北京都有了分社，一共出版日、晚刊8版，达到了事业的巅峰。
沉浮
抗战之前，南京城北还是一片荒地，后来政府做了规划，银行给贷款，鼓励一些人买地盖房。1933年，母亲就在那里盖了一幢花园洋房，就在现在南京的北京西路，取名“鹣庐”。我们家是上下两层，一半自己居住，一半出租。这幢房子当时还作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居住模式，接待过美国参观者。那时候她做律师，又带着我们3个孩子，还自己盖房子，现在想起来，她真是精力旺盛。
从现在的眼光看，母亲也是一个观念很先进、很懂经营的人。母亲无论到哪里，都能营造一个适合我们读书和生活的环境。1939年，重庆大轰炸，报馆的宿舍被炸，母亲又在江北盖了一处房子。那时法币天天贬值，母亲便用所筹资金和报社积累买进黄金、美钞保值。1943年去成都办报时，母亲在金沙街华西坝的外边修了一所红砖二层小楼。解放初，我们搬到北京后，母亲在南长街买了一块地，与中山公园只一墙之隔，盖了一幢300多平方米的三层洋楼。这是我们一家人享用时间最长的一座房子，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才被迫搬出来。
1947年，国民党政府举行大选。母亲决定参加竞选立法委员。当时我爱人关在汉和弟弟都极力反对，但是，母亲寄希望于“宪法”和“立法院组织法”使中国进入一个法治轨道，她甚至还希望能制定一部“出版法”来保证言论出版的自由。她说:我要斗争，就得打进内部。母亲在“自由竞选”中成功当选。在600多位立法委员中，像她这样无党无派者是极少数。
1948年，母亲在立法院对国民党政府轰炸开封提出质询。《新民报》发表了立法院会议上的争论，引起一些人极度不满。在第二次会议上，母亲刚上台，反对者指责她泄露机密，制止她发言，结果支持母亲的人和反对者互相攻击，会场乱作一团，当时的行政院长孙科只好命令休会10分钟。
1948年7月，《新民报》被勒令永久停刊，理由是“诋毁政府，散布谣言，煽惑人心”等。上海版被停刊，成都版被查封，重庆版遭严重迫害，好几个记者解放前都牺牲在渣滓洞。
母亲听说政府也对她下了逮捕令，托当时公开身份是中央银行主任秘书的黄苗子买了张机票，逃到香港。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后，还对母亲发布了“通缉令”。
母亲兄弟姐妹很多，其中有4人先后追随了共产党。只有三舅邓友德，当年在四川读书时还加入过共青团，本来是想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，因为一场病，滞留上海后来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，走了另一条道路。抗战时在上海替国民党做地下工作，还被法租界警察抓过，日本想引渡未果后逃回重庆，在那里进了国民党中宣部。抗战胜利后，邓友德当上国民党新闻局副局长，正好是母亲的顶头上司，我记得经常是早上还没起床，就接到他电话质问母亲:“你们这碗饭到底还想不想吃？”其实他和母亲姐弟感情很深，只是立场不同。1944年政府组织一个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，副团长就是三舅邓友德，他到了延安之后，还和自己在延安的另外三个弟弟合了影。
邓友德在解放后去了香港，后来又辗转巴西、日本等地，最终落在台湾。解放初母亲见周恩来，周总理还记得三舅，跟母亲说:“你要动员友德回来！”母亲还很认真地跑到广播电台的对台节目里广播一番。1990年我陪母亲去美国，飞机在台北停一小时，我们事先托人找到舅舅，想让他和母亲见一面，但舅舅最终还是没有来。1993年弟弟到台湾访问，这时台湾的政局有了变化，三舅很高兴地和他见了面。
最后的舞台
1949年4月中旬，在夏衍的安排下，母亲带着小弟从香港乘船回到北京，当时夏衍是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。母亲最关心的还是她的报纸，她特地跑去问夏衍，解放以后还能不能私人办报？夏衍的回答是肯定的。
但母亲再也没有在报社当家。1950年成都、南京两社结束，1952年重庆社结束。北京社则在1952年被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收购，原来的员工被安排进后来成立的《北京日报》，也算是给他们一个出路。上海社也于1952年底进行了公私合营。那一年，父母的好朋友、曾经的一代船王卢作孚在“五反”运动高潮时自杀于重庆家中。他当年从香港回来途经北京后就住在我们家。母亲在“五反”中也受到不小的冲击，但她以她一贯的坚强、自信经受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的群众运动的考验。
1957年，毛泽东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，请求他们“监督”。父母要去参加北京市非党领导干部整风座谈会。尽管事前有了解母亲的直脾气的人提醒她说话小心。母亲毫不在意说:“有啥子可以小心的？我们不都是为了党好！”她很认真地提了很多意见，关于公私合营、关于新闻自由、民主和法治……结果她和父亲双双当上了右派。
反右斗争结束后，他们经过在社会主义学院改造思想，都在统战系统里安排了一定的“位置”，不过都再也没有工作可做。1978年他们的“右派”问题都得到了改正，母亲在1978年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，但是，这时他们都已进入老年，也不可能再做什么工作了。改革开放初期，她还打算和几个法律界的熟人一起开办律师事务所，但终因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放弃了。
1978年，上海《新民报》酝酿复刊，成了后来的《新民晚报》，闲了多年的父亲、母亲对这张报纸特别关心，为了解决报纸发行问题，他们亲自多方联系有关部门。1989年上海《新民晚报》为了庆祝60周年，邀请和报社有历史渊源的夏衍、阳翰笙等老同志写稿，母亲虽然年高体弱，仍陪同报社的负责人去拜望他们。
母亲说:我从来不锦上添花，我只雪中送炭。她去世后，我收拾她屋子，在一个很小的塑料袋里，发现一堆寄款单，除了资助一些亲属的孩子上学之外，还有不少是寄给过去曾在报社工作以后遇到困难的人，她自己生活很节俭，但是别人求助于她时，她从来都毫不吝惜。
虽然吃了不少苦，但对国家的痴心不改。1993年中国申办奥运时候，她不仅捐了钱，还非常关心申办结果。公布结果那天，我正好陪她在新加坡，她在新闻里特别注意听，结果听到不是北京时，还“哎呀”地大声连连叹息。直到她去世前一个月，还在向有关部门写信谈王宝森案之后的感想。现在弟弟成了著名经济学家，从性格上讲，母亲也给了他很多影响，坚持正确的东西，不考虑个人得失。
1989年，继父去世，享年92岁。6年后，母亲去世，享年88岁。一直到晚年，母亲还是求知不倦，每天看报还用红笔、蓝笔画出重点。继父90岁以后她还把自己画出重点的报给他看。我想母亲此生最大的遗憾，就是在她50岁时便失去了一个发挥她的热情和才能的舞台。-
(部分照片资料来自蒋丽萍、林伟平所著《民间的回声》一书).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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